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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徽州到黄山:中国古今地名缘何善变

发布日期:2016/4/19 15:00:25 浏览:67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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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来,因省黄山市是否应该恢复古称“徽州”,在网上引起热议。其实,黄山(徽州)名称的变化,只是古今地名变迁的一个缩影。中国固然也有如同“永恒之城”罗马一样建成之后两千多年名称不变的地方(譬如),但更多的地方在历史长河中已是数度易名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

从滩的“”路说起

众所周知,上海市区的路名基本来自全国各地的地名。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被称为“中华第一商业街”的南京路。南京路的路名显然是来自“南京”这个地名,但以“南京”这个地方命名的上海马路却远不止这一条“南京路”。

若有人从南京坐火车来上海,动车组飞驰了300多公里,一出站到南广场,却好似孙悟空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,结果还是在“南京”路上。这是为什么?因为上海站南广场口的一条马路大名就是秣陵路——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郡县的时候,今天的南京所在就是秣陵县。

到三国时期,孙权将东吴统治中心迁到秣陵,在此筑起石头城,又取“建功立业”之意将其更名为“建业”,而现在的浦东,也可以找到这条“南京”路——建业路。三国一统之后,在西晋征服者的眼里,“建业”的内涵就有些政治不正确了,于是改成同音的“建邺”。谁知几十年后,五胡乱华,中州板荡。当年三国赢家的后裔只能南渡长江,以建邺为京城重建晋政权了。因为西晋的末代皇帝叫司马邺,为了避讳,此地再度更名为“建康”,虽然与“建业”一样都是佳名,但“建立之地”与“建功立业”的雄心相比,偏安之心已是不言而喻。

东晋南朝都以建康为都,江东王气,三百年终。隋灭南陈,自然也容不下“建康”之名,遂以“江外安宁”之意贬为“江宁”。于是,以南京为京城的政权灭亡后,江宁往往是来自北方的新统治者最中意的名字,隋代(灭陈)、宋代(灭南唐),清代(灭南明)俱是如此。

至于上海滩,沿着“十里长街”南京路往西行至美琪大戏院时,就又会遇到这条“南京”路(江宁路)。此外,就在“正宗”的南京路不远处,有着一条平行的马路(金陵路)。有道是“六朝金粉地,金陵帝王州”,“金陵”就是南京最早的名称(战国时期楚威王建金陵邑)。相传楚威王灭越后,在此“埋金以镇王气”,故称金陵。

上海到黄山上海的南京路与江宁路

从上面可以看出,南京在历史上的名字变化或褒或贬,根本源头在于统治者的好恶。爱之欲其生,恨之欲其死,隋灭陈后将富丽堂皇的南朝宫殿夷为平地,就是其中一例。同样原因引发的地名变迁不惟南京,宋廷平定方腊起义之后,深恨江南百姓造反,古今艺术修养最高的皇帝宋徽宗遂在地名上做文章。方腊的两个活动区域,歙州被改成徽州,取的是“徽”的本意“捆绑束缚”;睦州则被改成“严”州,意思更是不言自明的。相比之下,朱元璋为避国号讳,取“海定则波宁”之义将明州改成宁波,显得已是很“友好”了。

越变越小的“州”

话说回来,上海滩的“南京”路虽多,却未能穷尽历史上的南京名称。758年,唐代以江宁位置重要,取“升平之地”之意改置“昇(“升”的繁体字)州”,但如今沪上并无“升州路”(不过南京还有)。

再说到“昇州”之“州”,在中国的地名变迁里实在是个有趣的物事。自古就有九州的说法,但“州”真正在政区里出现则要到汉代了。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二级政区制度,汉代因之。西汉武帝创立十三州,作为监察区域;至东汉灵帝时,黄巾军起,太守刘焉“以为刺史威轻……乃建议改置牧伯,镇安方夏”,于是改州刺史为州牧,并行使行政大权,地方政区亦由此变成了三级制,刘表是牧,刘备是豫州牧,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。此时的“州”幅员广大,譬如蜀汉一国,其实只及汉代的一个益州,换句话说,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之后,后主刘禅确实也没啥事可做了。

上海到黄山蜀汉其实只有益州

可能出于限制州牧权力这个考虑,加上国家分裂,割据政权各行其是(譬如三国魏吴都设荆州),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越来越多,辖区倒是越来越小,到南北朝末年,北周和南陈加起来,居然已经有253个州,而下一级的郡不过698个,基层的县亦只有1562个。这实在是机构臃肿到不能不改的地步了,隋代平陈后罢天下诸郡,等于是把州降级到原来郡的地位,隋炀帝干脆又把州改名为郡,绕了一圈又回到秦代的老路上去了。唐代沿袭隋制,但中央直接管理几百个州实在过于困难,唐太宗就苦于记不住各地长官名字而将其写于屏风之上,中唐之后,遂又变成道州县三级体制。

虽然州在唐代的地位下降,但对中国地名却影响深远。不像秦汉的郡名毫无规律,唐代州名整齐划一,一律是单字加州,许多名字今天也是广为人知的。比如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”的、,以及闽粤两省的省会、;而“”也是在唐代从九州中泛指长江以南搬到了今天的江北。

但唐代的州制也有例外,自从开元元年(713年),唐玄宗把国都雍州(今)升为京兆府,把陪都洛州(今)升为府后,“府”俨然就成了拥有特权的州。到宋代就出现了“州郡之名,莫重于府”。府都由州升迁而成,等级均为上州;比如南宋的“行在”杭州升为临安府。好名字自然人人向往,于是府就变得越来越多,到明清更是成为主流,故此才有了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的谚语。

“州”之变为“府”,对于政区本身无甚影响,对地名而言却是大混乱。府名通常都是二字,于是需要重新起名,比如益州改作府,并州改为府。但有些时候新的名字又不见得比旧有名字顺耳,更多的情况是懒得取新名字,结果在明清时期就普遍出现了先从“苏州”改成“平江府”,最后又改成“苏州府”这样叠床架屋的地名。

都是附郭县惹的祸

明清时期,地方行政基本是省-府-县三级。通常一个府辖有数个或十数个县,其中府城所在县称为“附郭”,比如宁波府的附郭县是鄞县,苏州府的附郭县则有吴、长洲、元和三个之多。附郭县令知县和知府在同一座城里,一举一动,都要受到牵制,所谓“趋跄倥偬,供亿纷纭,疲于奔命”,以致有“三生不幸,知县附郭”的说法。

正是附郭县的存在,久而久之,府名所指对象也开始变化。一方面,它仍然指的是整个府所辖区域,比如明清时期广为诟病的“苏松重赋”,指的就是苏州府与松江府(相当于今上海市与苏州市),而扬州府兴化县人郑板桥也算在“扬州八怪”里。但另一方面,有时府名所指仅是附郭县而已,譬如晚清的《海陬冶游录》记载当时的上海青楼,“以苏常者为佳,土著次之,维扬江北,又其次也”,其中的“苏”指的就是苏州府的附郭吴县(及长洲、元和)与同属苏州府的“常”()相对。外国人就更加搞不清了,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干脆说,“苏州是一个面积很大、人口很多的城市”,这当然是指附郭县了。

全国唯一有三个附郭县的苏州府

这种情况发展到清末,就形成了知府直接管理附郭县的思路。宣统年间,东北的府已与县一样只辖有一县之地(但府级别高);民国建立后,转变更加彻底,府被裁撤以后,县由行省直辖。

照理说,既然府已不存在了,附郭县叫什么就是什么呗,就像民国初年,太原叫阳曲,广州叫番禺,顺理成章。但许多地方偏不如此,譬如杭州的附郭是钱塘和仁和县,结果取了个不伦不类的新名字叫“杭县”,府的附郭是山阳县,结果新名字沿用了旧府名称淮安县(这事情以后还有下文)。这样的地名变动自然给人带来了不便,不但一般百姓稀里糊涂,就连著名学者也不胜其扰,结果赵元任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开山之作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(1928年)里,干脆把附郭县统称旧府名,比如武进叫,吴县叫苏州。

上海到黄山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附图,全部注明旧府名

更大的变动来自“市”的出现。近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,必然要求行政管理和行政建制与之相适应,即从“城乡合治”走向“城乡分治”。1926年,广州借鉴西方城市体制颁布实行《广州市暂行条例》,规定“广州市为地方行政区划,直接隶属于省政府,不入县行政范围”。随着《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》和《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》的公布,至1927年出现了上海和南京两个直属于国民政府的直辖市和省辖的广州市,初步形成了城市型政区的体系。

民国时期的“市”是城市的概念,市辖区域系从母县析出。原本是府城的城市,往往沿用旧府名,于是唐代的州名正式借尸还魂,杭县市区析出杭州市,吴县市区析出苏州市就是如此。诸如上海、无锡这样从一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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